2026年04月25日下午，学院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张霄教授作题为“人机共生时代的超道德状况及其责任风险”的线下学术报告，报告由我院周斌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旨在探讨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在人类即将进入人机共生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如何面对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性道德转变为“共生伦理”的超道德问题以及其带来的责任风险。张霄教授提出，人类与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关系或将经历三个阶段，即功能性道德关系、身份性道德关系和共生性道德关系。在每一层关系中，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异化与风险的一面。为了人机共生的伦理和谐，要在预判风险基础上把责任当作绝对律令。

在功能性道德关系阶段，张霄教授指出⼈类与⼈⼯智能体的全部关系都以功能性关系为起点。在功能性道德关系中，⼈类永远是提供价值、设定⽬标的主⼈，⼈⼯智能体只是辅助⼈类活动的⼿段和⼯具。因此，功能性道德关系阶段主要面临两种风险：一是⼈⼯智能尚⽆法有效化解⼈类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冲突和分歧。⼈类社会在道德上的分歧和冲突是⽆最优解的，试图通过⼀种价值中⽴的理性推理程序构建⼀套⼈⼈信服、绝对客观的道德规则体系，只能是⼀种幻想；二是⼈类在道德判断和决策中对⼈⼯智能体的过度依赖会模糊⼈类道德选择，削弱⼈类道德⾃主性，阻碍⼈类综合道德推理能⼒发展。张霄教授总结道，在这一阶段把人类复杂多样的道德权衡完全交给“不明就里”的人工智能，实在是“所托非人”。

在身份性道德关系阶段，张霄教授指出为确保⼈⼯智能体被⼴泛应⽤于各类场景，⼈类势必要把⼈⼯智能体纳⼊责任追溯体系。这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赋予⼈⼯智能体合规⾝份。在这一道德关系场域中同样面临两种风险：其一是⼈⼯智能介⼊⼈类⾝份社会的历史节点，正是⼈类现代性道德疲软、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失调的社会阶段。脱离传统伦理共同体的现代道德个体，很容易在异化关系中⼀⽅⾯把⼈⼯智能理解为“奴⾪”，另⼀⽅⾯将其理解为“上帝”；其二张霄教授借用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说的：“道德⾃我不能，也不会在分裂中幸存下来。在这个被需要描绘和为快速满⾜需要的障碍留下痕迹的世界中……没有给道德主体留有空间。在科技的宇宙中，道德⾃我疏于理性算计、不屑实践⽤途和漠视快乐享受，因⽽是⼀个不受欢迎的异在。”

在共生性道德关系阶段，张霄教授认为随着大量人工智能产品出现在人类社会，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体以法律或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必然涉及人类智能与智能意识的差异，亦必然触及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人工智能会有自我意识吗？人工智能会有自由意志或道德心智吗？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内在发展趋势最终都会导向这些问题。这一阶段所面临的风险为：⼈⼯智能技术主流路径仍是⾼效⼯作“智能”，不仅存在安全隐患，“Moral AI”技术条件也不成熟，⼈⼯智能尚不具备“道德⼼智”。同时，⼈类在未完全理解⾃⾝⼼智前提下开发⼈⼯智能，如果出现⾼级别智能，将引起⼈类道德地位深刻变化，不排除两者产⽣冲突，甚⾄可能产生超⼈类物种。

在最后总结部分，张霄教授引用汉斯·约纳斯《责任原理》中的观点，即应将“人性的完整无损”视为如同绝对命令一般的最高责任，确保“进化主体神圣不可侵犯”。他认为，我们应当把“对恶的预测优先于对善的预测”作为原则，始终将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作为首要责任。并针对人工智能意识研究提出了三点倡议：其一是预防风险，优先考虑理解和模拟有关人工智能意识的研究，充分预测与评估人工智能意识出现后可能产生的利益与风险，有效防止有意识人工智能系统对人类造成伤害，始终把预防风险放在技术研发首位；其二是技术透明，在技术研发与应用各阶段要严格贯彻透明化、可控性原则，要公开透明所有可能产生的风险，坚持做到“风险无控不推进”，同时建立专家评估系统，使其能够随时终止研究进程；其三是知情同意，建立知识共享和知情同意机制，向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告知包括滥用和不负责任使用在内的可能风险，坦承技术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通过与用户充分沟通，设计负责任的知情同意机制。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师生们就讲座中的相关学术细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师生们提出了关于“是否应当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性”“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区别”“人工智能与生态治理的联系”等问题，张霄教授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视点一一做出了详细回答。

本次讲座开拓了与会者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视野，提供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新思路，提升了对于“以人为本”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理解，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初审丨吴朋飞

二审丨陈敬坤

终审丨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