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0日晚上，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会通论坛”在学院225会议室邀请南开大学/ok138cn太阳集团翟锦程教授做题为“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谷成城副教授主持。

本次报告立足先秦诸子的思想典籍，以儒墨两家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推类思想的理论根基与发展脉络，揭示其中西方逻辑的本质差异，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思想基础：名、实、物、类关系”；第二部分是“类的层次分类”；第三部分是“先秦典籍与诸子的类思想”；第四部分是“中国逻辑的特点与应用”；第五部分是“交流讨论与思想碰撞”。

讲座伊始，翟锦程教授指出，中国逻辑的发展始终与“名实之辨”密切相关，推类思想的形成根植于古人对万物分类、认知与表达的实践需求。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套兼具逻辑性与人文意蕴的推理体系，与西方传统逻辑的工具性特征形成鲜明对照。翟教授系统阐释了推类思想的基础框架——“名、实、物、类”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道家以“道”为万物本原，认为“道”能够统摄万物之“同”、化生万物之“异”，虽倡导无名，却并未否认万物可名；惠施强调“立物”，其与庄子的辩难深化了对“物”的哲学理解。万物因具有共同属性而归属同一类别，《周易》《荀子》皆载“物各从其类”，说明物类关系是名实关系的自然延伸。通过认类、辨类，可以达到识物、知实的目的，最终实现“正名”的哲学目标。

在类的层次分类问题上，翟锦程教授将先秦诸子的类思想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涵盖天地万物的终极类，道家称之为“道”，荀子以“大共名”概括变动不居的万物，后期墨家则以“达名”称谓所有存在之物，先秦诸子虽表述各异，但均认可这一统摄万物的终极类别。中间层次是按万物一般属性划分的阴阳两类，阴阳作为中国古代认识万物起源与属性的基本范畴，至今仍应用于中医理论，是解释事物存在与变化的重要方法。基础层次是按万物特定共同属性划分的五行之类，五行学说是中医及中国古代诸多领域学说的思想基础，影响深远；尽管有学者反对用五行解释先秦思想，但需结合具体典籍内容客观考量。

随后，翟锦程教授系统梳理了先秦典籍与诸子的类思想。在《易经》《易传》中，类的含义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种类、类别，如“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二是分类行为，如“君子以类族辨物”；三是同类相吸，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四是异类相待，如“否极泰来”，《易传》对类的阐释与《易经》基本一脉相承。儒家类思想中，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倡导“举一反三”，初步蕴含推类思维；虽主张教育平等，但仍认可社会等级划分，如“君子得风，小人得草”，凸显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孟子认为类是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提出“凡同类者取相似”，如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属同类；强调“知类”的重要性，批评“不知类”的认知偏差，如忽视自身仁义之心不如人，却纠结手指不如人；将人分为大人与小人，主张“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认为需通过思维活动实现知类；同时指出五官（天官）负责感知外物，心（天君，即思维能力）负责把握感知内容，蕴含鲜明的逻辑思维要素。

翟锦程教授指出，荀子的类思想最为丰富，核心范畴是“统类”，兼具逻辑、政治、论辩多重含义：逻辑意义上，统类是万事万物的总括，认识方法为“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即先将杂乱事物归为大类，再按共性细分，如中医先将患者归为“有病”大类，再细分具体病症；政治伦理意义上，统类是应对事物的根本方法，提出“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主张以先王之治为准则应对新情况新事物，按善群标准划分人群，如士农工商，以“法”与“类”规范社会秩序，强调“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言行衡量意义上，按认知能力将人分为圣人之知、君子之知、小人之知、一夫之智，认为圣人之知的核心特征是“知通统类”，能精准把握类的本质并灵活运用，同时以“理”为准则区分言谈辩说，对可教化者循循善诱，对乱人心者坚决反对；物类认知上，主张万物客观存在、各有差异且遵循固有规律运行，“顺其类者为之福，逆其类者为之祸”，强调万物相互依存，需顺应自身属性生存，如鱼依赖水、植物依赖阳光，并指出中国人的分类思维具有独特性，如中国小孩将鸭与水、鸡与草归类，西方小孩则将鸡鸭归为一类，这种差异源于中国思维注重事物关联，而西方思维侧重外延划分。

墨家的类与推类思想同样系统完备。前期墨家虽未明确界定类的概念，但已形成类的认知，提出需“知类”“察类”，如批判“入人之国，与人之贼，非义之类”的行为。后期墨家对类与推类做了系统阐释，将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将推类定义为“以类取，以类予”，“取”“予”代表不同的推类方向，且以“位”为逻辑基点，与西方三段论的中项存在本质区别；推类的难点在于区分名的外延大小，基础是类的同异关系（同、异各分四种），核心规则是“异类不比”，这与荀子的相关观点高度一致。推类的具体类型包括举统类、推类、多类、取类四种方法，先秦诸子均善于运用推类进行言谈辩说，如孟子以偷鸡比喻重税，用譬式推类反驳戴盈之，荀子的论辩也常用类似方式，其论证功能与西方三段论相通。

在阐述中国逻辑的特点与应用时，翟锦程教授强调，中国逻辑兼具逻辑性与政治哲学性，这与西方逻辑的纯工具性形成显著差异，但中国逻辑的应用范围却十分广泛：中医以五行类思想为核心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建筑，如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故宫等，蕴含天人合一与五行类思想，现代技术修复反而可能破坏其原有平衡。中西方逻辑的差异如同中餐与西餐，根源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分类注重事物之间的关联，西方则注重外延划分，这种差异又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医、古代科技等领域均充分彰显了中国逻辑的独特价值。

在交流讨论环节，学院师生围绕推类思想的核心问题展开热烈研讨。老师之间就推类与类推的术语使用展开讨论，翟教授认为二者均可使用，先秦典籍中多采用“推类”，现代研究中偶用“类推”，推类作为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方式，与“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逻辑体系密切相关，蕴含丰富的推类成分。有老师提出中国人分类思维的独特性是否源于文化基因的疑问，翟教授表示，这一独特性源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先秦时期形成的类思想历经传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认知模式，不同文化背景是导致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关键因素。还有老师从儒家伦理视角补充指出，孔子、孟子的分类更侧重道德政治层面，如人禽之别、君子小人之分，墨子、荀子则更侧重知识性分类，古人对类的运用往往带有伦理语境，与现代客观知识性分类存在区别，翟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并强调古人对类思想的运用具有潜移默化的特征。

本场讲座持续两个小时，翟锦程教授以深厚的学术积淀、清晰的逻辑脉络，系统梳理了推类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价值，为师生们呈现了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启发的学术盛宴。师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讲座，对中国逻辑的独特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最后，本次讲座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人：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 黄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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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丨陈敬坤

终审丨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