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晚，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睿翼讲堂”荣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教授，以“‘四因说’的崩溃：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衰落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为题，作了一场深刻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特邀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李志龙副教授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吴亚女讲师担任与谈人。报告由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王航赞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吴功青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场讲座旨在剖析15至17世纪科学革命背后那场隐秘而深刻的形而上学转变。他强调，现代科学的诞生并非仅仅是实验方法的改良或数学工具的应用，而是一场关于“存在”本身理解的根本性断裂——即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因”向现代“动力因”的彻底转型。

讲座伊始，吴功青教授首先回溯了古希腊以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他指出，在这一绵延千年的图景中，世界被理解为一个有机的、具有内在等级的秩序。每一个事物——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都拥有其内在的“形式因”。这种形式因不仅规定了事物“是什么”（本质），更隐含了事物朝向其完满状态运动的“目的因”。因此，古代科学的核心任务是“沉思”，即通过静观去洞察事物内在的神圣秩序与目的。

然而，这一古典图景在16世纪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吴功青教授强调，以弗朗西斯·培根为旗手的新科学阵营，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发起了猛烈抨击。培根在《新工具》中讽刺道，希腊人的智慧充满争辩却毫无实效。在培根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是虚幻的，而“目的因”更是误导科学的罪魁祸首。新科学的目标不再是静观本质，而是通过实验与技艺，像工匠一样去“制作”自然。吴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一从“模仿自然”到“塑造自然”的转向，其思想先驱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皮柯·德拉·米兰多拉。皮柯追求人对自身的自由塑造，而这种对自我的塑造，恰恰是人对自然进行自由塑造的前提。这一思想为斯宾诺莎的哲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吴功青教授指出，虽然笛卡尔开启了近代机械论哲学的先河，但他依然保留了“广延”作为物质本质的形式规定，未能彻底贯彻动力学原则。斯宾诺莎则不同，他构建了一套比笛卡尔更为彻底的“力量形而上学”，其核心任务便是彻底瓦解“形式因”在事物运动变化中的根基地位。吴教授通过三个关键步骤，详细解读了斯宾诺莎如何完成这一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哲学工程。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事物的本质由具体的“种”和“属”（即形式）决定。斯宾诺莎则通过引入“无限样式”这一概念，改变了本质的定义。吴功青教授指出，斯宾诺莎在实体与有限样式之间设立了“无限样式”（如广延属性下的“运动与静止”）。这些无限样式并非抽象的共相，而是物理世界的总体法则和规律。其次，吴功青教授进一步分析道，斯宾诺莎将事物的本质重新定义为“力量”或“力度”（Potentia）。在《伦理学》体系中，神不仅是万物存在的动力因，也是万物本质的动力因。个别事物作为有限样式，其本质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形式，而是一种有限的“力度”。这种“力度”并非某种神秘的属性，而是事物在因果链条中维持自身存在的能力。

基于上述两点，吴功青教授提出了“自然的非自然化”这一核心论断。他认为，斯宾诺莎通过否定形式因和目的因，将自然从一个具有内在目的的有机体，转化为一个由必然性法则支配的力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事物的运动不再是为了实现某种预设的善或目的，而是遵循几何学般的必然性。吴功青教授特别辨析了斯宾诺莎的“努力”（Conatus）概念。他指出，“努力”并非传统目的论意义上的趋向完满，而是事物在既定因果链条中维持自身存在的惯性。这种“努力”是纯粹内在的、非目的论的。通过这一解释，斯宾诺莎彻底清除了自然中的目的论残余，确立了现代科学所预设的、均质化的、无目的的自然图景。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师生们就讲座中的相关学术细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湖南师范大学李志龙副教授高度肯定了从“四因说”角度切入的视角，但他敏锐地指出了斯宾诺莎“力度”解释可能面临的理论困境：在一个纯粹由外力推动的动力学世界中，事物内在的“个体性”与“质的多样性”是否会被同质化的力所吞噬？他进一步追问，在面对生命有机体时，纯粹的机械动力学是否足以解释其内在的合目的性，还是需要某种修正？

中央党校吴亚女讲师则从科学史的角度提出了补充。她认同吴功青教授关于“形式因”瓦解的观点，但指出在培根等现代科学奠基人那里，“形式”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被转化为了“数学规律”。她向吴功青教授提出疑问：对于动力因而言，我们到底可以区分几个层级？而后，占据支配地位的动力因是在哪个层面上的？

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吴功青教授的报告为ok138cn太阳集团师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院校传统的研究方向，其深刻的洞见与严谨的论证令在场师生深受启发。最终，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初审丨吴朋飞

二审丨陈敬坤

终审丨尤   洋